天府汉碑，是2010年11月中旬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天府广场东御街的两座重要汉代石碑，分别为裴君碑与李君碑。这两座石碑不仅是成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更在2023年1月成功入选《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

碑刻详情

碑刻概况

天府汉碑的两座石碑，均为东汉年间所立，属于典型的颂德碑。它们不仅陈述了丰富的文化信息，详细记述了东汉时期李君与裴君两位蜀郡太守在任时的卓越功绩，还对该时期蜀地的民情风貌、社会经济、教育艺术、地方官职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记录。

裴君碑是其中较大的一块，通高达到341厘米，其上錾刻有隶书1400余字。而李君碑则相对较小，通高302厘米，錾刻有隶书800余字。这两块石碑共计錾刻两千余字，是目前为止已发现的文字较多、保存较为完好的汉代碑刻之一，也是四川已发现文字最多且保存较为完好的汉碑。

裴君碑

• 组成部分：裴君碑由碑座、碑身、碑首三部分组成，三部分采用榫卯连接，碑身两端为方形榫头，碑首与碑座为方形卯口。
• 碑首：碑首为“迭落式四阿顶”，顶部中间为正脊（出土时已残缺），四角为垂脊，垂脊分两段，脊端略上翘，由三个圆形瓦当组成。檐头雕圆形瓦当，檐下雕放射形圆椽。碑首长242厘米、宽135厘米、高58厘米。
• 碑身：碑身呈上小下大、上薄下厚的梯形，上宽98厘米、下宽128厘米，上厚33厘米、下厚46厘米。正背两面中间錾刻文字处呈内凹约1.5厘米的梯形，梯形凹面上宽67厘米、下宽86厘米、高188厘米。两面均阴刻有隶书碑文，正面碑文共17行，满行42字；背面碑文共14行，满行41字，共计1400余字。
• 碑座：碑座呈方形，长101厘米、厚28厘米。

李君碑

• 组成部分：李君碑原本由碑身、碑首、碑座三部分组成，但出土时碑座已遗失，现仅存碑身与碑首，两部分用榫卯连接，碑身两端为方形榫头，碑首为方形卯口。
• 碑首：碑首形制与裴君碑相似，为“迭落式四阿顶”，顶部中间为正脊，四角为垂脊，垂脊分两段，脊端略上翘，由三个圆形瓦当组成。檐头雕圆形瓦当，但檐下雕为放射形方椽。碑首长154厘米、宽97厘米、高60厘米。
• 碑身：碑身亦呈上小下大、上薄下厚的梯形，上部宽84厘米、厚27厘米；下部宽97厘米、厚33厘米。正背两面中间錾刻文字处为呈凹约1.5厘米的梯形，梯形面上宽61厘米、下宽69厘米、高206厘米。两面均阴刻有隶书碑文，正面碑文共10行，满行42字；背面碑文共10行，满行13字，共计800余字。
• 碑通高：302厘米。

碑文概要

颂德内容

自李君碑和裴君碑出土后，便吸引了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与研究。据成都博物馆博士黄晓枫介绍，这两座石碑都是典型的颂德碑，分别记录了东汉时期蜀地两位太守李君和裴君的功绩。从碑文来看，两任太守的功绩主要集中在兴办学校、培养擢拔人才方面。

尤其李君碑中的“同心齐鲁、诱进儒墨”文字，颂扬了文翁兴学、蜀地教育可与齐鲁媲美的盛况。而李君则继承了文翁办学的传统，重振教育，恢复了西汉文翁兴学的辉煌。由于古代有为尊者避讳的习惯，碑文仅称太守为“君”，即府君的简称，而没有记下二位太守的具体名字。现存史志中，汉代太守留名者仅有表现突出的十余人，因此难以确定李裴二人的名字。

历史背景

根据碑面文字来看，裴君碑刻立时间略晚于李君碑。李君碑立于东汉阳嘉二年（133年）冬，因本初元年（146年）6月的洪水而倾倒。其后，由当时的太守裴君主持重立。因此，裴君碑应当为裴君任蜀郡太守期间或其后由他的属吏们刻立，为他的任绩歌功颂德。这也意外地给后来的人们留下了当时蜀郡经济与教育事业发展状况的生动描述。

社会风貌

两碑陈述的文化信息十分丰富，记录了东汉时期蜀地的多方面状况。从《李君碑》中的“径狭路远，蔽于高山”可以得知，当时蜀郡的陆路交通并不方便，相对闭塞。但从《裴君碑》中则可以了解到，蜀郡的农业相当发达，百谷丰炽，物产丰富；“金银文锦填盈殿馆”，因此成都也被列为东汉时期的五都之一。

此外，当时的蜀郡社会风气良好，两任太守都兴办学校、推行教育，因此百姓都有一定的文化道德水平，谦和有礼。裴君在任时，更是勤于政事、清正廉洁，受到了蜀地百姓的爱戴，成就了裴君治理蜀郡时“礼乐条畅”的景象，平民生活比较舒适。

出土发掘

发现过程

2010年11月8日，成都人和新天地公共设施有限公司在成都天府广场东御街地下人防工程施工过程中，在地下4-5米深处的东西向地下施工通道发现了文物。11月9日凌晨，施工人员发现了石碑的碑首。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收到相关消息后，即刻派遣相关人员赶赴现场进行发掘研究。

发掘详情

石碑的碑首位于地下施工通道的正中央。考古人员在碑首的西南侧发现了碑身，呈东西向侧立于通道的南侧，与通道壁基本平齐，部分陷于壁内。碑身呈梯形，小头向东，碑身一侧被南部楼房地基的护墙水泥柱贯穿。再向西的通道内随后发现了碑座，后确定这是大碑“裴君碑”的三个部分。

在距“裴君碑”碑座西约1.5米处，考古人员发现了第二个碑首；距碑首西约2米处，发现了碑身。这两件器物位于通道中间，碑身与“裴君碑”碑身一样呈东西向侧立于地层中，碑身也为梯形，小头向东。后确定这是小碑“李君碑”的两个部分。再向西紧贴碑身为以前基建时铸成的水泥墙，故碑座可能早已遭到破坏。

挖掘出土

经过考古专家的研究确定挖掘方案后，2010年11月16日至17日，两座石碑的部件先后被安全地挖掘出土。专家通过对石碑形制和碑面文字的初步鉴定，认为这是两座汉代石碑。

文物价值

历史印证

据成都博物馆博士黄晓枫介绍，裴君碑里对蜀郡物产丰饶、土地肥沃、水利设施优良的记述，与《史记·河渠书》《后汉书·贡禹传》等现存史志文献的记载相吻合。近年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汉代织机、纺织俑等文物，也与裴君碑中记述汉代成都丝绸、金银器、漆器等手工制造业兴盛的景象相互印证。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为成都城市的商业发展创造了条件。

史书上记载两汉成都时，往往形容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城市崇伟壮丽。但裴君碑以“列备五都，众致珍怪”为成都这座城市给出了另一个鲜明的定位。“五都”曾见于《汉书》，是指除都城长安以外，商业最发达的洛阳、邯郸、临淄、宛城（今南阳）和成都这五座城市。“列备五都，众致珍怪”的说法首见于裴君碑，以另一种表述还原了两汉时期的成都在全国的商业地位。

风俗考证

两汉时期，蜀中地区流行刻石记事之习俗。如目前已发现的治路碑，最早可达西汉中期武帝时期。当时蜀地对于道路的修建与治理十分重视，官府或是征调民力大规模治路，或是由私人捐款修路建桥，往往会刻立石碑以记其事，一时蔚为风气。而歌颂上官功绩的碑，则皆为东汉作品。

在现在已知的巴蜀汉碑中，在行文风格上与李君碑、裴君碑较为接近的有东汉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刻立的巴郡太守张纳碑、繁长张禅等题名碑和黄龙甘露碑等。这些碑都罗列了一大串属吏的职务和姓名。李君碑与裴君碑的出土，佐证了这类罗列一大串属吏姓名的碑风在蜀中从东汉中期开始流行，并延续至蜀汉。

文献补充

关于汉代蜀地的文献资料较为缺乏。此次出土的两块汉碑，是目前为止已发现的文字较多、保存较为完好的汉代碑刻之一，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汉代蜀地地方官制、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经济面貌、文学水平、书法艺术等方面文献资料的空白。

如两块石碑上记载的各郡、县的属吏职务与姓名，生动再现了东汉中晚期蜀郡地区地方政府的“辟署制”，为研究东汉地方官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又如从李君碑上的文字说明可知，最初刻立的李君碑曾在本初元年（146年）六月下旬时被洪水冲毁。这次洪水竟能冲毁一座重达4吨的大石碑，可见是一次规模较大的洪水。但关于这次洪水，流传至今的古籍却大都缺乏记载。综上所述，两块石碑上的碑文是对现存史料的重要补充。

相关研究

人物考证

根据石碑所记录的信息可知，李君本为吴地人士，不知其名，阳嘉年间（132-135年）任蜀郡太守。李君对春秋三传颇有研究，并各有数万言的著述。在蜀地任职期间，他重视文化教育，恢复了学校，引进儒家、墨家方面的人才。曾组织人力搜集、整理、传抄蜀本土著名文人司马相如、扬雄、严君平等人的文章著述，并亲自撰文推广。

裴君则是祖自河东，也不知其名。建康元年（144年）至元嘉二年（152年）任蜀郡郡守。他出生于官宦世家，早年举孝廉而出仕，后“内任公辅，外宣藩守”，曾在朝中任职。裴君在任期间战功卓越，在蜀地经济、法治、民风民俗等各方面均有重要业绩。

身份推测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方北辰教授经过研究考证后，根据祖籍、家族、生卒年、入蜀时间等九项指标，并考察勘比传世文献典籍，对记载中的东汉裴姓人士逐一衡量、筛选，判断裴君应为东汉度辽将军裴晔。

馆藏信息

李君碑与裴君碑在经过考古专家对碑面的精心清理后，现收藏于成都博物馆，并在博物馆2楼的“西蜀称天府：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成都”主题展厅中展出，供游客观赏。这两座石碑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更是研究东汉时期蜀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实物资料。